正如于丹所说，“我们关于庄子的生平能够知道的很少很少”。关于庄子本人的文献资料确实少得可怜，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关于庄子的记述也不得不取材《庄子》一书。庄子做过什么事，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后人多从《庄子》一书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史料少会直接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有人就以为可以钻个空子，对庄子其人进行胡乱解释；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史料少，这些胡乱解释也更容易进行查找比对而被揭穿。

    于丹在《庄子何其人》一篇里直接对庄子本人进行描述或评价的语句并不多，但这些不多的描述和评价就已经暴露了于丹对《庄子》一书缺乏作为学者的必要研究。而于丹对《庄子》一书的描述上的片面甚至谬误，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于丹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怎么样的庄子呢？于丹所能“心得”的庄子与《庄子》中的庄子有哪些出入呢？我们仅仅分析于丹在电视演讲中这样一段话： “嬉笑怒骂，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骂尽天下英雄，但其实他的内心并不激烈”。

    庄子的文风确实有“嬉笑怒骂”的篇章，但不足以如此概括。关于庄子的文风，《庄子•天下篇》有句话可以做注脚：“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是庄子自述认为天下人浑浊不清，不可以认真正经地来和他们探讨问题，只适合采用“卮言”、“重言”和“寓言”三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卮，酒杯。卮言，酒后无心之言。庄子用看似乎荒诞夸张、不经意的话来推衍，大有刻意吸引眼球的意味。这些多有“嬉笑怒骂”的成分但不全是；而重言则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格言警句”，是引用这些大家都看重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实，最能代表庄子文风的是“寓言”。司马迁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文风是作者性格的重要体现，况且研究庄子的性格也只能把庄子文风作为主要参考。所以说庄子“嬉笑怒骂”是非常片面的。

    “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在这里不知所云。这句话出自白居易《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写唐玄宗派人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情景。碧落，天；黄泉，地；穷，穷尽，彻底搜寻。现实生活中，庄子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是宋国周边而已，其涉足者远不如孔子的广泛，根本谈不上“上天入地”那样的潇洒。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当成于丹的文学语言，理解成庄子的思维上天入地似乎还可以一说，关键是一个“穷”字，庄子上天入地搜寻什么呢？我们从《庄子》一书中只能看到庄子成熟的思想，而看不到如此“穷尽”的求学努力。另外，用表达爱情悲剧的“长恨”情绪的诗句来形容庄子，不仅仅是不妥，甚至有点滑稽。 而“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句放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上蹿下跳的人物形象，尤其滑稽。

    “骂尽天下英雄”就更不知所云了。首先这个“天下英雄”就荒唐无稽。《庄子》一书对当时的如、墨、法、名各家学说都有过尖锐的批判，但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能不能被称为“英雄”呢？把孔子、墨子、韩非这些人称为“英雄”似无不可，但也只有于丹有这等超凡的思维吧！但总归这些哲人或思想家与荆柯之类猛士英雄有着极大的区别，以“英雄”称之还是显得滑稽；其次，这个“骂”字是极其不妥的，否则，于丹在出书的时候就不会把这个字改为“说”了。我们对知错就改的做法是敬佩和欢迎的，无论是公开的改正，还是悄悄地改正。

    以上这些错误有的是失之片面，有的则属于买弄文才而弄巧成拙，如果说错误不算严重的话，那么下面一句评价就完全证明了于丹对庄子内心世界和庄子思想把握上的肤浅和偏颇。这句话就是：“但是他内心并不激烈。”庄子的内心“并不激烈”吗？我们看到庄子在表面上确实是“不激烈”的。庄子在批判儒家学说的时候，往往把孔子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让孔子自己来批判儒家的思想，借孔子之口来宣扬庄子的思想。这一做法透着庄子的调皮和诙谐，是非常平和而非激烈的巧妙手法；庄子用讲故事、打比方的寓言来应对楚国的使者，语气平和，透着冷冷的蔑视，也是“不激烈”的；而庄子思想的特点也恰恰是追求精神的自由，追求生命的“全真”，非但不主张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是超越“人间世”。

    实际上，庄子“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齐一生死、“不逆寡，不雄成，不谟事”的顺应时命、“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的无情无欲，“登高不傈、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的超然物外，都表现出一个与“激烈”二字毫不相干的个体形象来。然而，如果通过这些外在表现的“不激烈”，就说庄子“内心并不激烈”，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冷漠”的外在表现，都反映出庄子压抑在内心的“激烈”。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儒家追求的王权统一已经成为泡影，天下失道，纷争迭起。与之相应的是“窃国者为诸侯”，是战乱和强压下的民生涂炭。作为思想家的庄子对这样的“人间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不仅对当时的现实政治是绝望的，对儒家墨家的积极努力也表示出有限的同情心和无限的不认可。对于乱世，庄子和儒家的认识基础是一样的，都是“知其不可”。而儒家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庄子则干脆放弃了努力。庄子的拒绝出仕，并不是对功名利禄的漠视，而是对现实政治的绝望，从而表现出一种讽刺式、挖苦式的不配合。庄子对于民众的疾苦，心是热的，所以他以最大的热情来讴歌赞美虚拟中的“得道之人”；但对于通过政治变革来改变社会，心则是冷的，所以他以最大的冷酷来对待楚王的邀请。庄子的内心在这“冷热”交织中能够不激烈吗？

    清代胡文英对庄子有一段著名的评价：“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这一番话极其贴切地表现出庄子内心的强烈矛盾和彷徨无依。实际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前提，庄子转而追求“生命价值”、“精神自由”的思想就缺乏了产生的基础，甚至必要。

    先秦诸子学说，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其实都是在探讨如何执政的问题，都是在为当权者出主意。儒墨的热心让人敬佩，但这在庄子看来未必是明智的，算得上仁者，算不上智者。所以庄子的学说放弃了这一努力，转向了比社会哲学更高一个层面的生命哲学。如果说孔子是满怀希望、墨子是寻求希望的话，那庄子就是彻底绝望。成就庄子伟大的地方，正是庄子比其他哲人更多的、几乎是唯一的“内心激烈”，因而称得上“孤愤”二字。庄子并没有做到他自己设定的“逍遥游”，而在内心更多的表现出屈原式的愤世嫉俗和凄苦悲壮。还是胡文英就把庄子与屈原进行了对比：“人只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於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庄子的“哀怨”空间上是天下，时间上是万世。

    于丹在电视演讲中说：“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说法一直很模糊也很矛盾。”其实，关于庄子的研究，尤其在对庄子“是一个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历来的“说法”不是“很模糊”而是很明确，不是“很矛盾”而且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相辅相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形象”的分析，而是对庄子思想产生背景的准确把握。那种把庄子理解成逍遥的隐士的人，不仅理解不了庄子，也理解不了庄子的思想，“心得”还从何谈起呢？